近日，江蘇淮安警方破獲一起特大制售虛假學歷證書案。該團伙編造出945所大學名稱，用來制辦假畢業(yè)證，并制作虛假大學網站提供驗證。受害人涉及安徽、浙江、河南、廣東、江蘇、湖北等31個省、市、自治區(qū)25萬余人，涉案金額高達1億余元。

　　一條舉報信息引出的詐騙團伙

　　8月初一名淮安市民報案稱自己被騙，警方初查之后研判這是一個龐大的網絡詐騙團伙。經上報，此案被公安部列為督辦案件，清浦警方成立專案組全力偵破，至9月15日，共抓獲犯罪嫌疑人49名。

　　在公安、檢察兩部門的通力合作下，這一龐大的詐騙網絡最終浮出水面。

　　大學招生人員轉行辦假證，幕后老板瘋狂“制造”假大學

　　去年3月，只有高中學歷的馬麗應聘到北京一所民辦大學上班，幫學校招生。當年7月，她在網上認識一個叫“學歷提升”的網友，他就是此案的嫌疑人孫海。孫海稱，他能辦到各式各樣的民辦大學學歷證書，并且網上可以查詢。于是，馬麗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把一個要辦大專畢業(yè)證書的人的信息發(fā)給孫海。很快，孫海就把辦好的畢業(yè)證書寄給了她。馬麗查看后很滿意，覺得這本證書和她們學校辦的證書差不多。

　　這次幫人代辦，馬麗從中獲利1800元。嘗到甜頭后，她干脆辭掉了原來的工作，專門辦起假證來。

　　辦假證的需求很大，馬麗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。沒過多久，犯罪嫌疑人汪銀主動聯系她，稱幫她開拓市場，做起了她的下線，并且約好每辦成一本學歷證書，提成500元錢。

　　成為馬麗下線后，汪銀便把辦證信息放在淘寶網上宣傳，稱其所辦的都是真實的民辦大學學歷，可以在學校網站和第三方網站——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(以下稱民教網)網站上查詢到。

　　從去年9月至今年8月期間，汪銀通過淘寶網銷售假學歷證書1000余本，非法獲利50余萬元。

　　警方通過調查發(fā)現，其實馬麗只是一個小角色，其背后還有更大的“老板”。

　　陸力，大學時學的是計算機應用專業(yè)。2012年12月，精通計算機的他做了一個假的大學網站，提供畢業(yè)證書查詢驗證服務。陸力的“杰作”在網上公布后，立時吸引了眾多做假證的人。他將做好的假大學網站稍微修改一下，換個大學名字什么的就可以再編造出來一所新的大學網站了。之后，他陸陸續(xù)續(xù)做了多達945所虛假大學的網站。目前，該團伙14名骨干成員被檢察機關依法批準逮捕。(文中犯罪嫌疑人為化名)

　　網售“假證”為什么屢禁不止

　　事實上，類似的事情在網絡中不斷的在上演，只不過，主角有時候是“準生證”，有時候是“結婚證”，有時候是“房產證”，有時候是“學歷證”。不論在網上，還是線下，制作、兜售此類假證都是違法的，但是，人們不禁要問：網售“假證”為什么就屢禁不止呢?

　　“需求旺盛”是網售“假證”不衰的根本動力

　　在現實生活中，每個人會在很多場合或場景中，需要亮出“證書”。這種“亮證”的需求，既有人的因素，也有政策的因素，還有交易習慣的因素，但根本上是信任的問題，包括人與人，國家與個人，企業(yè)與企業(yè)以及個人與企業(yè)等等。

　　僅以“學歷證書”為例，它在升學、就業(yè)、升職、加薪、進爵、生財等諸多場合都作用巨大。換言之，任何“屢禁不止”的背后都是龐大的用戶需求，網售“假證”也不例外。

　　“管轄沖突”是網售“假證”壯大的治理短板

　　屬地管轄是現實社會中最常見的社會管理模式。A市B區(qū)發(fā)生的案件，C市D區(qū)的有關部門并無執(zhí)法權。

　　從某種程度說，屬地管轄是對公權力的一種有效約束。但是，當傳統(tǒng)的屬地管轄與全球互通的互聯網發(fā)生碰撞時，屬地管轄可能會造成“無人管轄”的局面。

　　以本案為例，受害人涉及31個省、市、自治區(qū)，從立案管轄來看，每個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機關都有權管轄，但是，由于犯罪分子并不在當地，每個受害者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又有可能“管轄不到”。

　　一旦跨省或跨區(qū)域，就公安機關自身而言，還需要“協(xié)助”和“協(xié)調”。這不僅增大了案件的辦理成本，也會對辦案機關的積極性構成消極影響。

　　此前，我國對于互聯網的管理或治理，基本是照搬傳統(tǒng)社會，有相應職權的部門按照職責范圍分工管理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“九龍治水”。

　　理論上，九條龍都有治理權，但有時候又會出現“群龍無首”不積極治水的問題。而這個短板正在逐漸補上。

　　根據最新發(fā)布的《國務院授權網信辦負責互聯網信息管理及監(jiān)督執(zhí)法工作》(國發(fā)〔2014〕33號)規(guī)定，“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全國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工作，并負責監(jiān)督管理執(zhí)法。”

　　“隱蔽性強”是網售“假證”泛濫的內在原因

　　作案手法隱蔽性強就會讓人難以察覺，一種結果是很多人會在不知不覺被動落入陷阱或騙局，另外一種結果，就是很多人偏面選擇接受對已有利的信息或內容主動跳入“火坑”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犯罪嫌疑人為了實施詐騙，建立起了一條復雜而隱蔽的“連環(huán)套”。第一步，不法分子虛構了945所大學名稱，這些虛假的大學名稱與正牌大學的名稱可能只有細小差別，這本身已經會讓受害人難以分辨。

　　第二步，不法分子還給所有虛構的大學建立了官方網站，讓那部分心存疑問的受害人放松警惕。

　　第三步，不法分子還搭建了一些學歷驗證網站，這個網站也是與正規(guī)的學歷認證網站相仿，但強調其是民辦院校學歷驗證平臺，由于此驗證平臺的真?zhèn)坞y辨，不僅讓受害者自行辨別難度加大，更重要是的，可以驗證真?zhèn)蔚钠脚_，還進一步打消了受害人的顧慮。

　　可以說，在25萬的受害人中，一部分是被動落入陷阱，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主動跳入其中。

　　“渠道豐富”是網售“假證”牟利的重要支撐

　　如果不法分子兜售“假證”需要像路邊發(fā)傳單那樣，一個一個花時間去試的話，那么，不法分子們應該早就“金盤洗手”了。

　　借助互聯網，不法分子的騙術也插上了飛翔的翅膀，從搜索，到QQ，從郵件到微信，從趕集到淘寶，網民扎堆的地方，也是騙子聚集的地方。

　　這些網民使用頻率最高的互聯網應用，如果相關平臺沒有健全的非法信息過濾或攔截機制的話，那么，這些平臺也就成為不法分子兜售“假證”的重要渠道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不法分子用了一年多時間，就讓全國幾十萬人上當，非法牟利高達億元。前面提到的常見互聯網應用或平臺應該也在其中發(fā)揮了不小作用。

　　綜上，我們可以看到，網售“假證”之所以屢禁不止，除去需求旺盛、獲利豐厚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網絡治理或管理本身還存在諸多“盲點”或“難點”。

　　如今，我國新的網絡治理模式正在形成，那么，類似網售“假證”的這些網絡“頑疾”或“牛皮癬”會否走向終結呢?